“四书”之一的《大学》就谈过“大学之道”，其称“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新民” ，就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明明德”呢，其结构是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有明白、张大意，“明德”者，善德也，美德也，所谓张大“明德”；“止于至善”呢，即到“至善”的境界。三句话翻成白话，意为：大学就是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而后明白、张大美德，最后达到至善的境界。不过，我总以为这是大学追求的目标，至于如何达到，都是“暂付阙如”，语焉未详，还需要探索。 无庸讳言，现代大学是进口的。当年戊戌变法，维新党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对策就是“废科举，开学堂”。这就有了“京师大学堂”，后来改名为“北京大学”。 西方的大学制度推行了数百年，且看看他们是 怎么提炼“大学之道”的： 早期的西方大学在摆脱了教会的附庸地位以后，逐渐成为学者自治和自足的学术机构。1892年，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生，红衣主教纽曼的《大学理念》一书，表明了那个时代对大学的代表认识，纽曼称：“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神，它描绘出理想的疆域……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屈服也不侵犯。” 纽曼的大学之道后来演进到德国的洪堡模式和再演进到美国的威斯康星模式，前者强调大学的研究功能，以研究托起教学；后者鼓吹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这样大学就从“象牙塔”走到了“象牙塔”外。当然，大学仍旧坚守“理智的疆域”，仍旧“不屈服任何一边”，至于“不侵犯”云云，恐已不足定义今天的大学。今天的大学早已成了人类的脑库，科技进步的发生器和孵化器 ，社会进步的动力装置和加速装置，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辐射源，现代文明的轴心。 大学是“理智的疆域”，揭穿了，就是说大学乃“学术自由”的领地。爱因斯坦谈过“学术自由”，他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他还说：“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成果和意见的可能性———在一切脑力劳动领域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想，有了“学术自由”，大学才可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学才可能“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前面谈到，中国的现代大学是进口的，此中，自然有其联系母体血脉的脐带在。讲中国的现代大学史，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先生。1912年，蔡先生以教育总长身份亲自制订的《大学令》，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发育现代大学精神的经典文本。1912年蔡先生赴北大，更是践之履之，奠定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中国现代大学之道。蔡先生曾这样诠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中的‘万物相长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器官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先生言行合一，其治下的北大的师资队伍，既有留着辫子的辜鸿铭，也有狂呼“八本书之外皆狗屁”的黄侃，也有新进、前卫的陈独秀、胡适之……春兰秋菊，熙熙攘攘，四时花儿皆不败。讲中国现代大学史还不能不提到梅贻琦先生。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大学史中的佼佼者，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梅贻琦先生是西南联大三校长里的中坚。梅先生在1940年呈教育部的一文件中称：“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梅先生写过《大学一解》一文，文中称：“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1945年11月5日，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时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的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为北大，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蔡先生死了，梅先生活着，“学术自由”的理念薪尽火传。 其实，云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校长熊庆来不亦如此么？ 1932年，熊庆来下乔木而迁幽谷，从清华来到云大，就以“将云大办成小清华” 为己任，自然延伸了清华的风气。熊庆来的麾下，一时俊彦云集。 1949年以来，大学是发展的，接受大学教育的社会层面向以往的“弱势群体”开放，体现了“人权”的提升，作出了卓著的成就。但是，恐怕也有过分强调“个性”而偏离“普世性”的缺失。陈翰笙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说：“祝今后的北大办得像以前的北大那么好”，张中行先生去世前谈到：“老北大教人疑，新北大教人信”，语虽寥寥，却留下了很多的思索空间令人回味。 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的问题的看法。我不反对这个原则。然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一要分清“真马”和“假马”，马克思生前就担心：“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海涅的诗句）；二要分清“对马”和“错马”，马的辩证唯物主义所向披靡，不可颠覆，但有些论述也受其身观局限的限制，须与时俱进；三，马是与非马和反马的交锋中成长、发展、丰富、完善的。马的老师就不是马。把马克思主义封闭起来，成了暖房里的花朵，就不具免疫力和斗争性，不可能傲视群雄，独领风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应该而且能够接纳人类社会一切先进的思想成果，从而“理论之树常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而所谓理论彻底，就是抓住人本身”。故此，我尤其推崇原清华毕业生，后来参加共产党、去了延安，再后来成了清华校长的高教部部长蒋南翔的观点：“假如说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建树的话，大学教育中的‘学术自由’之深厚传统，应是其中之一”，“一切学术研究，唯应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方能获得最高成就，但同时，我们仍衷心拥护‘学术自由’的口号”（文章发表于1942 年5月4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什么是共产党的教育家？我看这就是！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大学的“学术自由”注进了活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的事业，“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学术自由，岂非成了一句空话？在这种语境下，云大也是生机勃勃。于是，有了云大“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精神的提出（影响之大，连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也在《新华文摘》改版时，题写了这八个字）；于是，有了云大“学术兴校”目标的锁定；于是，有了《云大院系关系调整及运行机制研究报告》中以“学术权力为中心”设想的呼吁……凡此种种，显示了云大向普世性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大学精神的回归，从而为云大的“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灿烂前景的实现作了基础性的铺垫。 毛泽东有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尽管这“自由”云云，系指对对象世界把握后的“从心所欲，不踰距”的自由，是大自由、 真自由、最高境界的自由，然而它却是小自由、非真的自由、层次较低的自由碰撞出来的。大自由、真自由、最高境界的自由的获得如果没有“众里寻她千百度”百折千绕、探索试错的艰辛，哪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大开心？！ 注：陈翰笙，“中国经济学之父”，北大毕业，系由李大钊介绍入中共，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 张中行，国学大师，北大毕业，后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石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