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二〇〇六年第四期上有石岛纪之先生的文章《近代云南的地域史》说：“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云南省才成了历史性的地域。”此说与云南的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 作为“历史性的地域”，云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1965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元谋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牙齿化石，改写了中国人类发祥的历史，将中国人类起源的历史前推了100多万年。 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蜀取巴，楚国也从黔中向滇东南地区发展。约在公元前二八六年，庄蹻率领一支数千人的楚国军队，经今湖南沅水入贵州，到达滇池地区，“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控制了滇池附近和滇东地区。（马曜主编《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二版，第7页；司马迁著《史记·西南夷列传》）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以四川为根据地经营云南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在公元前三一〇年，分布在今云南境内的丹、犁两个部落已开始纳入秦国的统治范围。在秦始皇即位（公元前二四六年）前后李冰担任蜀郡郡守期间，即已开始在今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派常頞把李冰在僰道修筑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一直修到今天的曲靖附近。由于道路宽仅五尺，时称“五尺道”。秦帝国不仅将“五尺道”修至曲靖，还在云南地区正式设治。《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在西南夷地区，“秦时，……诸此国颇置吏焉”。另外，据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说，秦在邛笮地区还正式设置过郡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可见，秦王朝曾向西南夷地区派遣了官吏，建立了秦帝国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正式统治，云南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公元前一〇九年，汉武帝派巴蜀地区的军队征服了滇池东北方面的劳浸、糜莫等部落，滇王不得不降汉，汉朝廷赐“滇王”金印（文曰：“滇王之印”），令其仍为“滇王”，并设益州郡，郡治设在滇池县（今晋宁），辖二十四县，都在今云南境内，包括今滇中以及滇东、滇南、滇西的一部分。与益州郡之后设郡的还有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辖有昭通地区）、牂牁郡（郡治在今贵州福泉，辖有云南东南部）、越嶲郡（郡治在今西昌，辖有丽江、楚雄地区）。这四个郡的设置，使云南大部分地区有了郡县，并均直属汉帝国中央王朝管辖。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六十九年），汉中央政府在今保山设立永昌郡，郡治在不韦县（今保山市隆阳区），所辖范围甚广，“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相当于现在的大理、保山、临沧、德宏四个州市。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多万人，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人口居第二位。（参考《后汉书》）永昌郡的设置，使云南西部广大地区纳入汉帝国中央王朝的直接统辖，奠定了今天云南西部疆域的基础。 蜀、魏、吴三国鼎立时期，今云南及贵州西部和四川南部地区称南中，为蜀汉属地，设置庲降都督治理，治所在味县（今曲靖市麒麟区）。后南中大姓发动叛乱，蜀相诸葛亮亲率大军三路南下，迅速平定了叛乱。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对南中地区的郡县制行政区划进行了改革，以加强蜀国对南中的统治。 公元二七一年，晋王朝在云南设置宁州，使云南地区成为晋王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一个大行政区。公元二七九年，晋灭吴统一全国后，分全国为十九个州，州设刺史，宁州为十九州之一。从此，云南成为全国十九个州之一的独立一级行政区。南北朝时期，宁州先后归南朝宋、齐、梁管辖。 杨坚建立隋朝后，于开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派史万岁讨伐爨震，爨氏“窃据”的局面即告结束，云南又重新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唐宋时期，云南先后为臣属于中央王朝的南诏国、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所统治。 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忽必烈任命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临行前，忽必烈对他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往抚治之，无如卿者。”（李治安著《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二00四年十月第一版，第321页）当年，赛典赤来到云南后，立即着手建立行省。从此，云南成为元朝全国十一个行省之一，“云南”正式成为行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并一直沿用至今。 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八月，朱元璋亲自部署，调集三十万大军，以傅友德为统帅，蓝玉、沐英为副，出兵征讨云南的元朝军事、政治势力。平定云南后，一三八二年，明朝设立了云南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建立了明王朝中央在云南的统治。三司之上，设云南巡抚，下设府、州、县、卫、所等。 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五年，公元一六五九年），叛明降清的吴三桂进军云南，历时三年，最后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清顺治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继而进封亲王，让其统治云南。吴三桂在一六七三年打出“复明”旗号，在云南发动叛乱。经过八年战争，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清军攻克昆明，吴氏叛乱被完全平定。之后，清王朝在云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屯田制度，撤消卫所，进行改土归流，将屯田并入民田，把军户变为民户，使各地大量军田变为私田。这样，云南大部分地区有了和内地大致相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业逐渐繁荣，城镇不断增多，经济社会文化都有了发展。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云南直接受到英、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竞相掠取我国铁路的修筑权和管理权，而且还垄断了铁路沿线地区的矿山开采权。云南的蒙自、思茅、腾越三个海关的开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云南侵略的历史。被迫开设的云南海关，即使“改变了云南的封闭状态”，但其侵略、剥削、掠夺中国人民包括云南人民的主权、利益、资源的罪行不应被掩盖。所谓“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云南省才成为历史性的地域”的说法不仅是歪曲了云南的历史，而且也有掩盖、美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含义。 云南蒙自、思茅、腾越等开关后，对云南影响较大的是商品市场的变化，进出口贸易虽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但它正说明了当时云南是英、法两国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从蒙自等关开放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进口货有轻工、重工（包括军械）两大类。在出口的三类货物中，锡的出口占大宗。由于外国商品的倾销，大量棉田被迫改种烟叶，土纱、土布等手工业生产一落千丈，土榨糖机、榨油作坊大量关闭。蒙自等三关开放后，云南外贸出现了巨额逆差，仅蒙自、思茅、腾越三关从开关到一九一一年，入超价值白银2370多万海关两。（参考刘树生、尹俊、赵廷光主编《当代云南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第一版，第10页） 尽管“滇越铁路通车以后，云南的对外贸易飞跃发展”，尽管“滇越铁路的通车对云南的政治、文化、风俗也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法国帝国主义殖民者修筑滇越铁路的战略目的是侵占云南为其殖民地，因此这条铁路就成为法国插入云南的一条吸血管，加深了近代云南的半殖民地化。“滇越铁路为法国所筑，其兴筑之经过，皆极沉痛之外交史也。”（《新纂云南通志》）滇越铁路的修建，是以“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的代价完成的。据统计，到一九一〇年通车时，先后惨死的工人达六七万人。有人写诗评论说：“切齿当年卖国臣，南宋奸桧是前身；双行铁路千家命，怎奈经营付别人。”当时有法国人指出：“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且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转引自云南日报理论部编《云南百年》，云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版，第24-27页）大略了解一下云南的古代史和近现代史，所谓“云南的近代是它成了历史性地域的历史，是从周边到中间地带转化的历史”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云南自有历史时，它就是“历史性地域的历史”，至迟在云南开始成为中央王朝管辖的地方时，它已开始“成了历史性的地域”，它的历史就开始是“历史性地域的历史”，并不是要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云南省才成了历史性的地域”。（张巨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