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即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后，国家民委以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名义于2003年7月申办成功的。2008年7月，大会将在中国昆明召开。

本届大会确定的主题是“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Huma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Diversity）。有学者说，这次大会将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它的意义也许将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测，因为这是100多年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第一次站在台上，与世界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而组织中国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等诸多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问题方面提出人类学的见解，发挥民族学、人类学在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多样共容、和谐共存进程中应有的学术功能，将是2008年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大会的重要目标。

历史古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丰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中国都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星罗棋布的古代遗迹，丰富多样的语言文字，翔实浩繁的文献资料———这一切其实已经向世界说明了，这是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广阔、资源富饶的国度。翻开史书，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尽管中国不是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源地，但中国历史上一点也不缺乏民族学、人类学的观念和实践。在先秦文献的记载中，五方之民的互动关系就鲜活地呈现给我们一幅壮观的历史图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夏五方生机勃勃的历史格局，越来越多新石器以来的考古发现，也在文化类型、社会发展程度等诸多方面证明着远古中华文化多样性的分布及其交互影响。

民族学在早期传入中国时，便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化”民族学特点，并最早在学科上突出了“民种学”、“人种志”这类译名，最终才以蔡元培的“民族学”译名为标准，在中国得到学科性的发展。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和人类学组，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蔡元培亲自担任了民族学组主任。在此前后，中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受到西方学科进入的影响，也开始开设人类学、民族学课程。这些研究机构和教育实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早期的学科性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察中国的民族问题形势，对1949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其主要的目的是用建立起来的民族学理论指导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但却因此影响了日后学科的形成，导致中国的民族研究最终成为一个只具有狭义内涵民族学在内的体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大量译介传入，人类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也迅速发展，研究与教学机构相继恢复和建立，同时也推动了民族学自身在学科地位方面的变化。目前，在国家的学科划分规范中，民族学下包括了原民族研究体系中的民族历史、民族理论、世界民族、狭义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经济，乃至蒙古学、藏学等专门学问。同时，在社会学中也包括了社会文化人类学。这种学科划分和归属虽然不尽科学，但是它反映了民族学本土化过程中的综合性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类学研究也正在发生学科内部的分解，正在衍生出诸多学科性方向，如影视人类学、都市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等。这些缀之以人类学的研究方向或学科性取向，都使人类学的研究田野和对象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自然也在与时俱进，在一些学科上也积极开始了与世界人类学界的交流和对话。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交流以学术访问、会议论坛、建立在联合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出现，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也因此走向世界。其中参加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重要的渠道之一。近年来，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日益重视，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广阔的田野兴趣盎然。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在国际学界产生的影响，也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去积极争取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的主办权。这一结果的最直接体现应当说就是中国获得2008年的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举办权。这不仅将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繁荣发展的重大契机。这一被称为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奥林匹克”的大会，预计将有4000多名各国专家学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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